我希望能加上黄V因为前两次都没有加上我希望这次能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成为中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20世纪后，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灾十年”活动，学术界更掀起了对中国灾害学、灾害史的研究热潮，蝗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文章与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20世纪以来约发表专题论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论著有30余部。纵观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状况20世纪初，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吴福祯、陈家祥、邹钟琳等人，在进行现代蝗虫的分类与分布、蝗虫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观察、飞蝗的预测及防治工作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伸到蝗史资料，以期对蝗灾发生有个纵深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家祥《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写成于1928年，1938年以英文发表、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卷)、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了蝗灾的统计，如被视为中国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就对包括蝗灾在内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次数与频率作了统计。陈高佣编写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辑录出257年次的蝗灾记录。其中邓氏所统计的蝗灾次数多为后人引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状况真正意义上的蝗史研究工作开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中国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曹骥《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中国农业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讨论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灾发生情况，及其与旱灾、水灾、温度、天敌、人类防治等因素的消长关系；并运用数量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绘有多种关系曲线表。这是较早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古代灾害的尝试，也是后来研究者用得较多的方法。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对中国古代的治蝗成就进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一文是对该馆编制的“安徽省近千年来自然灾害分区统计表”中关于蝗灾记载的整理分析，得出该地蝗灾的发生表现出连续性与广泛性、蝗灾与旱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等结论。此外还有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7日)，兆寅《陈振龙在农业上的又一贡献——〈治蝗传习录〉介绍》(《福建日报》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刘昌芝《徐光启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生物学通报》1964年第5期)等。当时一些省市文史馆、气象单位也编纂了蝗灾或包括蝗灾在内的自然灾害史料，例如广东省文史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订本，内部出版)，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国家气象局组织收集气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气象研究所，华北、东北十省(市、区)气象局，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合编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合订本)》(1975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合编的《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湖北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等书，其中也收录了不少蝗灾材料。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状况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减灾活动的展开、灾害学学科的兴起，对有关中国古代蝗灾与治蝗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在关于蝗灾发生的频度与强度、防治蝗灾的措施方法等问题上的研究投入了颇多精力，有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系统、全面、深入探讨的趋势，尤其是在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方面更为突出。为清楚地展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为综合性研究、断代与区域研究、治蝗技术与蝗虫文化、古治蝗书研究、蝗史资料整理等五个类别进行介绍。 黄河流域蝗灾特点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在大水泛滥后，则经常发生严重的旱灾。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使在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这就直接形成了适于飞蝗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条件。郑州以下黄河河泛蝗区以及渤海湾蝗区也都直接受黄河历代决溢改道、入海水道的改变以及河口泥沙堆积等作用形成。因此，从对近代黄淮平原东亚飞蝗发生基地的分布及其近300年来蝗虫猖獗发生的原因，以及各地县（府、州）志所记载的资料，结合各河道历代变化分析中，可以认为：这一地域内东亚飞蝗发生基地以及蝗区的形成是与黄河河道的历代变迁有较密切的关系。此外，从东亚飞蝗发生基地在黄淮平原的形成时序上看，当前黄河在海口形成的三角洲蝗区应系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追溯黄淮平原的生成历史，推断最原始的东亚飞蝗发生地可能系郑州-开封东北至临清-禹城以南的古黄河冲积扇地带；河泛蝗区的形成次之，滨湖与内涝蝗区的形成则较为近期。黄河较大的改道对于河泛蝗区飞蝗发生地的形成以及滨湖蝗区的形成都有较明显的作用。黄河中、下游沿岸的东亚飞蝗蝗区，除利津以下的滨海蝗区外，主要有两个类型：河漫滩蝗区（一般可分上、中、下3个滩区，中滩是飞蝗的主要发生地）和黄河故道及泛滥蝗区（黄河改道后遗留的故道和决口的泛滥区，即黄泛区）。黄河流量、水位与淹滩面积有一定相关性，一般是流量大、水位上升，淹滩面积增加，对东亚飞蝗在滩区的发生产生较大影响。上水时期与积水时间对东亚飞蝗的影响：5月份河水漫滩并于6月退水时。减轻当年夏蝗发生程度。7月上、中旬上水到8月上、中旬退水时，则秋蝗发生面积最小。8月底以前上水、退水，秋蝗随退水产卵，来年夏蝗则偏重发生。在9月上、中旬秋蝗产卵盛期上水时东亚飞蝗向未淹水的较高的老滩集中，来年夏蝗在较高地带常出现小面积高密度蝗群。如果连年黄河流量较小时，滩地上水面积减少，东亚飞蝗发生面积增加；相反时，绝大部分滩地连年上水，则东亚飞蝗发生较轻。由于黄河断流时间是夏秋季（7～9月）和春夏季（2～6月），这期间正是东亚飞蝗的发育和繁殖期，河道的断流直接影响河南、山东等省黄河滩地飞蝗的发生动态。据调查，在河南省黄河的20个断流年份中，有15年同时发生了100头/m2以上的高密度；从1971～1997年工27年的蝗虫发生情况分析，黄河流域东亚飞蝗重发生年份则有17年，除1985～1986年的发生与黄河无直接相关外，均与黄河断流直接有关。广大牧区蝗灾特点中国牧区总面积416万km2，约占国土面积的43%，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牧区及农牧交错区则地处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其年降水量约50～400mm，干旱发生频次多、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灾严重影响牧草的产量和质量。广阔的草原包括荒漠、半荒漠、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山地草原草甸地区。由于草原和草甸的地域性及植被类型的差异，那里的蝗虫发生特点与我国黄河流域农业区域有明显不同。其主要特点为：种类多（约200种，去中可造成危害者约20多种）、分布广（不同类型的四季牧场及农牧交错区几乎均有蝗虫分布）、密度高（不同类型牧场均可发生较高密度的蝗虫）、食性广狭不一、优势蝗虫种群发生期迟早不同、某些优势蝗虫种群如西伯利亚蝗、意大利蝗、亚洲飞蝗等的扩散迁移与繁殖能力较强等。因此，草原蝗虫的成灾特点与农业区飞蝗成灾特点不同。牧区及农牧交错区蝗灾发生特点常由于草场退化、沙化、过渡放牧（草场牲畜载畜量超载）、泛垦草场等较为严重，这不仅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也导致了某些蝗虫种群（特别是那些旱生类群）的猖獗发生与危害。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着草原及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在蝗害的治理上，除仍应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原则，并以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和维护其动态平衡为指导思想，继续贯彻“改治并举，根除蝗害”的方针，以达到保护草原和农牧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会爆发蝗灾这个怎么说呢？
沙漠蝗是非洲、亚洲热带荒漠地区河谷、绿洲上的重大农业害虫，飞行能力强，食量大，可聚集形成巨大蝗群，已威胁当地农业数个世纪。
受近日索马里附近强烈飓风引起的暴雨影响，沙漠蝗具备了理想的繁殖条件，致目前东非、西亚及南亚10多个国家遭受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据英国《卫报》报道，一些专家预测目前印度洋的气旋频率上升可能是由全球变暖所致，这可能会使非洲未来更频繁地遭遇蝗灾。
粮食会受到病虫害影响，而就全球而言，目前威胁非常大的典型虫害有两种，一个是非洲蝗虫，一个是草地贪夜蛾，两者都是起源自非洲。
而最近大家常听说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蝗灾就跟这非洲蝗虫有关，非洲蝗虫发关于东非，它们飞跃红海，进入中东和南亚，肆虐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土地，4000亿只蝗虫对粮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鉴于蝗灾距中国仅“一步之遥”，此前曾有人担心，沙漠蝗会飞跃云南、西藏边境进入我国境内。对此，王刚毅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我国云南和西藏的部分地区确有沙漠蝗的活动记录，但未成灾。我国历史上发生的飞蝗蝗灾也并非沙漠蝗这一物种，沙漠蝗蝗灾在历史上尚未发生过。虽然此次蝗群有随季风进入境内的可能，但以我国的防蝗治蝗能力，沙漠蝗成灾风险较低。”
